“爸爸，你看这对夫妻都很长寿啊！”

儿子和女儿站在一块墓碑前，唤我过去。那是一块黑色墓碑，造型极简，中间嵌着一张中年时的黑白合影：丈夫1926年生，2014年去世，享年88岁；妻子1929年生，2020年去世，生命定格在91岁。他们相伴的日子，想必很长很长。

几步之外，另一座墓碑却让儿子沉默——丈夫与妻子的去世时间，整整相隔三十年。

这并不是每对伴侣都能拥有的幸运。走在这样的墓园里，在一块块墓碑前感知和想象逝者的人生与命运，正是一个思考生命的过程。

此时此刻，我们身处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的弥乐谷公墓（Mirogoj Cemetery）。那是2025年春节期间，我带着孩子途经此地，专程探访这座萨格勒布乃至巴尔干地区规模最大的公墓——超过三十万人安葬于此。

01. 死亡教育的两种面孔

中国人对墓地和出殡场景一向颇为忌讳。

前些年在贵州锦屏县隆里古城，我偶遇一场出殡。当地风俗与平日所见不同，送葬队伍浩浩荡荡，足有两三百人。前面敲锣打鼓，仿若仪仗，却又不是那种悲怆的唢呐声，反倒透着几分喜庆。

小城只有一条主街，游客只能站在路边石阶上等待队伍通过。身旁一对夫妇捂住女儿的眼睛，嘴里念叨：“不要看，不要看，这些看了不好的。”

为什么“看了不好”？恐怕是怕“沾染晦气”。东方文化给死亡赋予了很大程度的神秘感，也因此多了许多禁忌。而西方文化面对死亡，则呈现出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——生者与逝者之间，并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。

我倒是百无禁忌，出行最爱探访墓园。那些安葬了名人的墓园，几乎都会成为我行程的一部分：巴黎的拉雪兹神甫公墓，长眠着普鲁斯特、莫里哀和肖邦，还有那块留下无数爱慕者唇印的王尔德之墓。

喜欢逛墓园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颜值。欧洲墓园无论大小，都有一种错落之美：一座座墓碑各不相同，新旧杂陈，诉说着不同的岁月。而且墓园不挑天气——蓝天白云之下，可以看清墓碑上的青苔、小残缺和纹理，那都是岁月的痕迹；即便阴沉不佳，墓园本身的氛围也能与之相配。

02. 雾中的高堡公墓：捷克民族的灵魂归宿

多年前去捷克布拉格，就碰上了极端的天气——连对面街道都看不清的大雾。

冬季的捷克常常瞬间沉入大雾，前一刻还是蓝天，几分钟后便白茫茫一片。清晨的查理大桥还在蓝天之下，可走到几百米外那座“跳舞的房子”，伏尔塔瓦河对岸的布拉格城堡已消失在浓雾中。

骤变的天气让我有些猝不及防，起码从高堡眺望布拉格老城的愿望已经泡汤。不过我的第一目标并非登高望景，而是高堡公墓，以及埋葬在那里的那一串闪亮的名字。

身边的伏尔塔瓦河在迷雾中静静流淌。这条自北向南流经布拉格的河流，是捷克的母亲河，也是捷克人的内心归属之源。斯美塔那的交响乐《我的祖国》中，最著名的第二乐章便是《伏尔塔瓦河》；而第一乐章《维谢格拉德》，指的就是这里。

高堡（Vyšehrad），意为“高城堡”，是布拉格城市的起源之地。公元9世纪初，捷克人在伏尔塔瓦河东岸的小山上筑起城堡，以此为核，渐成城市。直到查理四世建都布拉格并兴建布拉格城堡后，城市重心北移，高堡才从中心变为市郊，又在胡斯战争中被焚毁，仅留下圣保罗教堂等少数建筑。

但保留至今的高堡公墓，却是捷克人心目中的圣地之一。

德沃夏克：国葬的荣光

登上高堡，城墙上的指示牌直指德沃夏克之墓的方向。

生于1841年的德沃夏克，曾被父亲要求继承屠夫家业，但他冲破阻挠，进入布拉格管风琴学校。25岁那年，他进入布拉格歌剧院管弦乐队，当时的指挥正是斯美塔那。

1872年，他写下合唱曲《白山的子孙》，讴歌捷克历史；1892年远赴美国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，创作出《第九交响曲》（自新大陆）与《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》；回国后又写下歌剧《水仙女》，其中咏叹调《月亮颂》传唱至今。

他以捷克民族音乐语言融合古典范式，实现了民族音乐的国际化。1904年，德沃夏克获国葬待遇，长眠于高堡公墓文艺复兴风格的回廊中。

他的墓碑朴素得多：树状石雕上，是一尊小小的半身像，静默地伫立在回廊一侧。

斯美塔那：在寂静的轰鸣中创作

相比之下，寻找斯美塔那的墓碑要难一些。它在墓园最外沿的一个路口，一座小小的花岗岩方尖碑，以圣保罗教堂的尖塔为背景，碑上浮雕是他侧脸的轮廓。

斯美塔那家境殷实，幼年习乐。1848年反奥匈帝国革命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，他开始创作民族爱国音乐，即使流亡国外仍矢志不改。

在音乐史上，他甚至比贝多芬更坎坷。1874年，他两耳全聋——这对于音乐家而言，无异于毁灭性的打击。而且，全聋并不意味着安静，斯美塔那晚年一直被日夜不休的噪音困扰，他自述自己“永远置身于一个大瀑布之下”。最终，他因精神崩溃住进疯人院，1884年辞世。

但他一生中最经典的作品，恰恰都在耳聋后完成，包括那部不朽的《我的祖国》。

恰佩克：机器人的预言者

在斯美塔那墓地对面，是高堡公墓中最高大的墓碑——顶部是一位坐姿天使，基座两侧各有一座雕像。它不属于某一个人，而是一座“万神殿”，墓碑和两侧墙身上刻着五十多位艺术家的名字。

而我想要寻找的卡雷尔·恰佩克之墓，隐于一排普通墓地之中，并不起眼。

他的墓地规格不大，但样子很有趣：墓碑形如一支笔，又有点像火箭，墓碑前的大理石雕成书本样式，书页上刻着他的名字与生卒年。有笔、有火箭、有书，恰恰契合恰佩克的身份——剧作家与科幻文学家。

1920年，恰佩克创作剧本《万能机器人》，轰动欧洲。剧中，罗素姆研制出机器人，被资本家大批制造充当劳动力，但当机器人越来越多，人类也面临末日……

正是这部作品，让“robot”一词通行欧洲，继而风靡世界。恰佩克曾说：“我担心人会变成机器，而机器又会具有人的头脑。”

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今天，他就像一个穿越时空的预言家。

03. 战争的伤痕：伊珀尔的洁白与特雷津的阴霾

恰佩克的忧虑，或许源于人类对战争的恐惧。两次世界大战让人类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惨痛，当硝烟散尽，唯有墓地无声诉说着这一切。

伊珀尔：化学武器的起点

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战墓地，是比利时伊珀尔的英军公墓。

伊珀尔曾是一战最重要的战场之一。1915年4月22日，德军在此施放18万公斤氯气，这是世界战争史上首次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。

如今的伊珀尔古朴而明朗，只有零星纪念碑记录着旧时岁月。但数字足以说明残酷：

• 第一次伊珀尔战役（1914年10月）：德军伤亡13万，协约国损失10余万；

• 第二次伊珀尔战役（1915年4月）：英军损失6万，法军1万，德军3.5万；

• 第三次伊珀尔战役（1917年7月）：英军伤亡30万，法军8000多，德军约27万。

伊珀尔开启了毒气战的魔盒。整个一战期间，双方使用了45种以上毒气，共计11.3万吨，中毒总人数达130多万，死亡9万。1925年，国联在日内瓦签署协议，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及细菌性武器。

伊珀尔一带保留着大量英军公墓，其中以泰恩河摇篮公墓为最大，也是欧洲大陆最大的英联邦军人公墓——11956名士兵长眠于此，其中8367人没有留下名字。

在墓园深处的回廊里，弧形白色墙壁上刻着35000名失踪者的名字。即使没有尸骨，也要留下名字；即使没有名字，也要立起墓碑。

洁白的纪念柱中央是一座十字架，四周石块呈阶梯状。人们在墓碑与远方之间闲坐，蓝天之下，孩子们在一排排墓碑间穿梭，时而发出笑声。这种生机，让人愈发感到今日和平之不易。

特雷津：伪装下的集中营

相比之下，几年前探访二战时期的捷克特雷津集中营时，就没有这样的生气。

那天特雷津被大雾笼罩，周末的街头行人极少，商店悉数关门。走在迷雾中，就像误入一部黑白电影，大白天也透着阴森。

二战期间，约15.5万人被关押于此，其中3.5万人直接死于这里，大部分人被转押至奥斯维辛集中营后遇害。据统计，15.5万关押者中，死难者达11.8万。

特雷津的特殊之处在于，纳粹并未像奥斯维辛那样大规模屠杀，而是将其打造成一个对外宣传的“模范隔离区”，用以掩饰暴行。

通往集中营的十字路口，一块条纹图案加文字标识的巨大路牌，指向雾中的石板路。即使是大白天，面对这样冷酷的路牌和看不清前路的大道，仍会让人背脊发凉。

石板路旁是特雷津集中营公墓。一块块长方形石制墓碑排排而立，碑面以碎石点缀，刻着死难者的名字与生卒时间。木制十字架高耸于广场中央，与浓雾一起笼罩着整座墓园。

沿着一排排墓碑前行，一道阳光穿透迷雾，打在身上，多少消解了眼前的阴郁。墓地尽头，竖立着犹太教的“大卫六角星”，庇护着亡魂。有参观者从其下经过，也让我松了一口气——原来我不是一个人。

04. 弥乐谷：像公园一样的公墓

战争的沉痛让墓地变得沉重，也更凸显和平的可贵。而普通人的墓地，往往最能打动我，因为它们见证的是俗世的种种平淡与情感。

萨格勒布弥乐谷公墓就是如此。

在曾经因种族纷争而酿造悲剧的克罗地亚，这座公墓体现着极大的包容性——天主教、新教、东正教、犹太教、穆斯林和无信仰者的坟墓，都可以在此找到。

站在墓园外的公路望去，爬满爬山虎的砖砌墙面，连通着一个个巴洛克式圆顶，每40米一个，延绵伸向远方，总计十八个之多，可见墓园之大。

步入墓园，圆顶之下、围墙之内，是一道长长的拱廊。拱廊里安葬着克罗地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。可惜因前几年地震，拱廊仍在维护，被铁丝网隔离，无法近距离接触它的肃穆。

但更让我震撼的，是墓园里密密麻麻的普通人墓碑。

1860年，萨格勒布已面临城市墓地饱和的问题；1872年，弥乐谷墓地建造工程被提上日程；1876年11月6日正式开放。次日，一位体育教师成为首个被安葬于此的人，当时的市政府为此举办了盛大仪式。

从开放之日起，弥乐谷就被定义为接纳任何宗教人士的公墓。这在当时堪称创举——萨格勒布的旧墓地多为不同教堂的财产，而弥乐谷是萨格勒布的公共财产，通过基金会进行维护和管理。

依托基金会，德国建筑师赫尔曼·博莱（Hermann Bollé，也是萨格勒布大教堂的设计者）设计了宏伟的拱廊，1879年动工，直至1917年完工。在此过程中，弥乐谷见证着萨格勒布乃至克罗地亚的历史跌宕，承载着民族复兴运动与其他政治事件的细节。

但它承载最多的，仍是普通人的故事。人们在此来来往往，或送别亲友，或遥寄哀思。

二战时期，弥乐谷公墓曾遭巨大破坏，战后一度处于半遗弃状态。1962年，整修工程启动，拱廊得以修缮，圆顶重现昔日美感，墓园内纵横交错、宛若公园的小径格局也在那时得以恢复。

“像公园”，是19世纪欧洲墓地兴建的重要潮流。把墓地当公园逛，在中国人看来或许难以理解，但在对死亡没有特别禁忌的欧洲，黄昏或周末来为逝去的亲友送上一束鲜花，在墓碑前静静坐着倾诉心声，是极其寻常的事。

走在弥乐谷公墓中，仿似置身公园：林荫道一派悠然，巴洛克式圆顶坐落于林荫道尽头，营造出辽远的视觉效果；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群，与一座座形态各异的墓碑、园内的花草树木相得益彰。

欧洲人的墓地从不千篇一律：

• 有的墓碑前摆满上百棵小绿植，想必生前热爱自然与园艺；

• 有的墓碑上放着儿时照片，我本以为是夭折的孩子，一看生卒年却是1886年到1959年——可能是特别喜欢那张憨态可掬的童年照，也可能成年后不爱拍照；

• 有的坟墓雕刻了栩栩如生的天使，轻抚着墓碑；

• 还有的墓碑，可以从雕刻上推测逝者的职业：粉刷匠、篮球运动员、飞行员……

相比拱廊，我更喜欢位于墓园腹地的小教堂：黄色墙身配绿色圆顶，山墙上的雕花细腻精美，在一片墓碑中凝聚着难得的暖意。

05. 尾声：在旷野中，他们并不孤独

这暖意，会让我想起自己偶遇过的许多墓地。

多年前，在奥地利一个名为玛利亚沃特（Maria Wörth）的小镇，名字本身已涵盖两大元素——“玛利亚”说明与宗教有关，小镇以一座半山教堂为核心；“沃特”即water，水，走上教堂，便可俯瞰山下的一汪碧湖。当地人的墓园散落在教堂外围，居高临下望向湖面。蓝天与艳阳之下，它们仿佛被打上一层光的滤镜，这安息之地与湖水四周的民宅，共同诠释着尘世之美。

在罗马尼亚小镇锡吉什瓦拉，我也见过山顶教堂旁的墓园。相比玛利亚沃特墓园依山面湖的光鲜，这里更为古朴。一座座斑驳墓碑，记录着一段段我并不清楚的人生，墓碑上的裂痕、青苔和藤蔓，让人很难抑制想象的冲动。山脚下的小镇中心明明游人如织，喧嚣声时而传来，可这古朴墓地仍让我有天地苍茫、人生渺小之感。

这样的感受，往往与墓园大小无关。

站在萨格勒布弥乐谷公墓的一个路口，望着密密麻麻、高低错落的墓碑延伸向远方的树林，会有这样的感觉。2023年4月，在后疫情时代重启旅行，途经波兰南部一座荒野中的木造教堂时，也会有这样的感觉。

那座木造教堂相当偏僻，途经的公路前后数公里都未见第二辆车，更无人迹。沿着公路旁的一片荒草地走上一个小山坡，木造教堂孤独立于旷野，旁边有个小小墓园，几座墓碑在园中随意而立，间中可见亲友送上的鲜花。

一个人置身于这样的旷野中，面对天地苍茫，难免心悸，可这些鲜花却让我平静下来——逝者并不孤独，因为生者并未忘记他们。

清明时节，雨落纷纷。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，在墓碑与鲜花之间，在记忆与遗忘之间，我们终将明白：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。而那些被记住的名字，那些被讲述的故事，便是我们对逝者最长情的告慰。